
2019年12月13日,是我國第六個法定的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我們以國家的名義
祭奠30萬遇難同胞

1937年12月13日
侵華日軍攻陷南京
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82年過去了
那段歷史
不能忘!不敢忘!

國家公祭日
我們祭奠,銘記
他們的故事,我們從未忘卻
8歲前,阮定東都活在冰冷刺刀的威脅下。
如今,垂垂老矣的他,坐在椅子上復述那段噩夢般的記憶,手不自覺地攥緊。
12月13日,第六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今日上午,阮定東將和其他幸存者一起前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參加公祭活動。
往事像一根絲線,把他們聚在一起,如今他們也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幸存者。
82年已逝,硝煙漸散,當年親歷者一一故去,截至目前,登記在冊的幸存者僅存78人。
但往事并不如煙。
苦難過后,還有無數人在為之奔忙,只為前事不忘,只因歷史永存。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爺爺的名字被刻上墻
南京大屠殺那年,阮定東還在襁褓中。
那天,爺爺阮家田帶著全家逃難至燕子磯江邊時,被日本兵刺傷了大腿及腹部,因傷勢過重,不幸逝世。
被戰亂改變的生活,也影響了阮定東的人生選擇。從小,他就有要當兵保衛國家的志愿,滿了18歲后,阮定東參軍到了部隊,19年后才回到家鄉。
2013年,紀念館將爺爺阮家田的名字刻上了遇難者名單墻后,全家從此有了祭奠親人的地方,也了了阮定東的心愿。
從2013年至今,通過4次公祭日活動,阮定東與許多幸存者有了更多的聯系。最讓他感觸的,是常志強的故事,“每次說起他的故事,我都忍不住要流淚啊。”

南京大屠殺幸存者阮定東
阮定東常常告誡后人,要了解這段歷史。這次,他叫上侄孫阮超陪同他參加公祭。“我們后人也要接力傳播這段歷史。”阮超說。
已經96歲高齡的王義隆,對于往事,難得再提起一次。如果沒有人問,他從不主動回答。
在這場難得的聚會上,他才緩緩張口。“這里被日本人砍了一刀。”摩挲著衣角,他講起自己的遭遇。
1937年,王義隆一家在建業路開燒餅鋪,當年8月開始,日軍飛機不加區分地對南京進行狂轟濫炸,整座城市危機四伏。
有一天,王義隆出去買米,不幸被日軍發現,日本兵隨即就是一刀,砍在王義隆的頭上,因為彎刀沒有拔出來,帶著皮套,王義隆活了下來。他的腦部至今仍留著那一道長長的刀疤。
“現在我也沒什么心愿了,活到這個歲數,該干嘛就干嘛。”王義隆說。

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王義隆
“我的母親是英雄 ”
12月4日,79歲的陸玲又來到南京雨花墓園,當天是陸玲母親的忌日。2004年12月4日,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離世,時年86歲。
“巧的是,這一天,也是大屠殺時母親進入安全區的日子。”陸玲搖了搖頭,“可能這就是冥冥之中注定吧”。
不到60平方米、舊式格局的老房子里,來了四五個人便顯局促。陸玲2004年搬到這里。陸玲很遺憾,可惜媽媽沒能住進來。
聊起母親,陸玲順手從身后的柜子里拿出來一張打印的舊照片。那是1951年,《新華日報》登載的李秀英和陸玲姐弟的合影,標題是《英勇不屈的母親》。

看著陸玲的眉眼、神態,和她操著濃濃的南京口音,就如同照片中的李秀英坐在眼前。
事實上,李秀英的故事早已廣為人知。82年前,7個月身孕、只有17歲的李秀英不堪受辱,與3個日本兵殊死搏斗,身中37刀后奇跡般的活了下來——她成為那段悲慘歷史最有力的見證人。
“她這一生太不容易了……”真正意識到母親在南京大屠殺時期遭的罪,還要等到陸玲上小學的時候。1951年,害羞的陸玲拽著母親的衣角,第一次跟著母親去學院里作報告。
臺上,母親講著講著就痛哭流涕,壓抑多年的委屈在眾人面前爆發,臺下的聽眾也哭成一片,陸玲好像第一次認識母親。
“談一次,就哭一次。”姐弟中,她最常聽母親的故事,也最能感受母親的悲傷。
母親把她當作了“后繼者”。除了為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相奔走宣傳,李秀英也以戰爭受害者的身份,勇敢地站出來與日本政府打官司,這一路上,陸玲一直陪伴著她。

李秀英離世后,陸玲找到了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館長吳先斌,踏上了她的赴日作證之路。
“在我眼里,她就是英雄。”陸玲說,母親堅韌勇敢的性格一直影響著她。
眼下,她還經常拿著筆復述母親的故事——一盞臺燈,涂涂改改的稿紙,筆下都是陸玲對母親深深的思念。
據統計,1994年以來,累計有55名幸存者赴日證言,由于老人年事已高,受身體條件所限,無法繼續赴日作證,很多像陸玲一樣的人接過了上一輩的責任。
為歷史真相奔走
29520——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門口顯示屏上,實時更新著今年以來的來訪人數。
博物館位于南京安德門大街48號一棟不起眼的四層小樓里。穿過小巷,才能發現“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幾個漆黑的大字招牌——這個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博物館,耗盡了創立者吳先斌13年的心血。

吳先斌是一位民營企業家,在南京經營著一家裝飾工廠。博物館2006年開業時,里面裝滿了他個人四處收集來的南京大屠殺相關藏品和書籍。
館里有一面占到場館建造成本三分之一的烈士姓名墻,是吳先斌花了大價錢特意制作的。“這點錢比起人家用性命保衛我們這座城市,不算什么。”吳先斌語氣灑脫。

南京民間抗戰博物館館長吳先斌
在最初的40多年里,歷史真相被蒙上厚厚灰塵,鮮有人知道或提及在南京發生的這樁慘案。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為喚醒冰封許久的“南京記憶”,關注幸存者工作全面展開。
眼下,在他看來,有兩件事情是他多年工作中不能懈怠的,其中一個就是文物和資料的收集,“它們是無法用錢衡量的”。
相比文物,吳先斌更重視口述史,“文物我今天不買,它還存在世界上,但老兵口述史不一樣”。吳先斌和團隊采訪的老兵中,年齡最大的是112歲,最小的也有80多歲。采訪要跑到全國各地,“去年全年,兩輛車加起來跑了四萬多公里”。
通過這樣的“搶救式”采訪,他們采訪到約2000多名老兵,形成的影像資料達到三四千小時、文字約2000萬字。這些老兵口述史,也會被捐至其它博物館,例如南京保衛戰老兵口述史,就被無償捐到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曾經有人對吳先斌的判斷是,“最多就撐三年”。但多年下來,這間博物館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還開辦了微信公眾號,文章閱讀量高的時候可以到4萬。
如今,隨著博物館的積累,吳先斌對自己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社會期待值的增加,讓他壓力更大,為此,他專門學習了專業的陳列知識:“博物館一定要有自己的味道,要讓人看得下去,讓歷史在這里沉淀下來、傳播開來。”

我們牢記歷史
不是為了宣揚延續仇恨
而是要以史為鑒
喚起每一個善良的人
對和平的向往和堅守!

銘記歷史,勿忘國恥!
振興中華,吾輩自強!